周良奎：高等教育振兴乡村的历史责任与路径设计

［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凸显呼唤高等教育承担更多社会责任。高等教育在振兴乡村中肩负的引领发展、供给要素、塑造文化、促进善治等责任是历史形成的，需要依据匹配性、共生性、系统性原则设计行动路径，促进高等教育振兴乡村从责任走向行动。

［关键词］ 高等教育；乡村振兴；历史责任

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日益凸显，要求高等教育肩负振兴乡村历史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所谓历史责任，是指组织或个体对于生存环境的承诺以及自身从中扮演的角色。目前，学界关于高等教育振兴乡村历史责任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且以共时性研究居多。本研究综合教育逻辑、实践逻辑和政治逻辑，从历史变迁视角探讨高等教育振兴乡村历史责任的生成逻辑、具体内涵及系统构成问题，在此基础上设计行动路径。

高等教育振兴乡村历史责任生成的理论框架

目前，学界对高等教育振兴乡村历史责任的考察可以归结为四种理论范式：

一是利益相关者说。高校办学必须关照社会、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从资源依赖的视角看，高校办学也离不开社会的资源供给，高等教育对振兴乡村尽责是基于满足利益相关者所获收益的理性计算。此观点将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置于开放的社会大系统中进行考察，视野较为开阔，但笼而统之，难以区分利益相关者的亲疏远近，且功利主义色彩较强。

二是社会责任说。企业虽然是一种营利性组织，但不应只将追求经济效益作为唯一目的，还应肩负起服务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责任。绝大部分高校都是非营利性组织，更应把追求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高等教育肩负振兴乡村的历史责任是理所应当、不言自明的。这种直接借用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言说高等教育振兴乡村历史责任的观点，显然忽视了高校相对于企业的特殊性。

三是大学功能说。高校是高等教育的最重要主体，若将高校统称为大学，则高等教育的功能主要是大学的功能，服务包括乡村振兴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大学的重要功能。虽然用大学功能界定高等教育振兴乡村的历史责任具有较强说服力，但也仅仅解决了高等教育的“应为”问题，且只是供给侧的一面之词，未能照顾到乡村振兴实践的实际需求。大学的“能为”“应为”与乡村振兴需要它“为什么”之间并非天然的一致。

四是大学本质说。有学者将大学的本质视为基于学术的契约性组织，将其社会责任分为学术责任、育人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这一划分仍然立足于大学的功能，可谓大学功能说的拓展版，因而并无太多新意。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中国社会的变迁必须在制度与文化、组织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多重关系内加以考察。高等教育振兴乡村历史责任的生成及内涵是高等教育本体功能发展使然，伴随乡村振兴的实践内容与层次变化不断丰富发展，更受国家政策强烈驱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高等教育领导体制所决定。因此，高等教育振兴乡村历史责任体系的构建也应从高等教育的本体功能、振兴乡村的实践需求以及党委政府的政策要求予以观照，综合考量教育逻辑与组织逻辑、实践逻辑与市场逻辑、政治逻辑与制度逻辑。

高等教育振兴乡村历史责任的生成逻辑

高等教育振兴乡村的责任是历史生成的，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高度耦合，是我国政治发展与政策驱动、大学制度变迁及自身功能拓展综合作用的结果。

1.高等教育振兴乡村历史责任的历史生成

高等教育振兴乡村的历史责任形成于大学的发展中，是一个他赋—响应—内生的演化过程。他赋性责任主要出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响应性责任是一种对需求的义务性回应，内生性责任则是基于自身需要和系统功能的主动承诺。

他赋性历史责任。大学自11世纪后期诞生以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以培养满足宗教统治和世俗社会运转所需要的牧师、律师、医生等应用型人才为目的，与乡村生产生活关系甚少。在英国，乡村是大学负气逃亡的避难所。在欧洲大陆，作为学者行会的大学经常游走于各大城市。在美国殖民地和建国时期，大学偏爱农村。在近代以前，与其说大学对振兴乡村负有责任，毋宁说是乡村为大学提供生存空间。1862年以来，美国赠地学院的兴起标志着大学振兴乡村责任制度化。

响应性历史责任。19世纪后期，直接为社会服务作为大学的第三职能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正式确立，并首先体现为以“知识传播和技术推广”促进农业技术变革。进入20世纪后，美国农业转型和工业繁荣对大学服务生产提出了强烈需求，“直接服务农业发展”被置于与“建立有效工业”和“更好政府”的同等地位。但直到二战前夕，大学对乡村振兴的推动总体上仍属于大学对环境变化所做出的适应性反应。

内生性历史责任。二战后的恢复重建为欧美发达国家大学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契机，大学的科研功能空前凸显。在“重新思考学术”等呼声的推波助澜下，学术界与社会广泛双向互动。“参与型学术”引领大学与社会之间由单向度的服务转变为多向度的合作、互动与协同。戈达德（John Goddard）等一批学者呼吁大学跳出使命陈述上的地方主义，成为“区域性机构”，在区域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该时期，高等教育振兴乡村的责任是由以知识生产为志业的系统属性决定的，是大学调整生存状态、拓展生存空间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需要。

2.高等教育振兴乡村历史责任生成的实践逻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等教育主要服务于救亡图存和社会秩序重建，以延安为中心建立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振兴根据地农村、农业方面付出了艰辛努力，但救亡图存和夺取政权终归是中心任务，高校除了培养少量的科技、教育和文艺人才外，主要培养从事武装斗争、社会动员和政权建设的军政干部。高等教育寄居于乡村，为乡村的社会动员和秩序重建提供思想引领和组织保障，乡村则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腾挪空间和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发展重工业和投入城市成为恢复经济的优先项。在资源计划性配置、依托户籍制度对农村进行非常规控制以及城乡分立福利制度的综合作用下，城乡二元结构得以形成。高等教育以服务城市和工业发展为中心，服务乡村的责任主要由农业院校承担，高等教育对农村的人才供给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和计划性配给方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便是生动写照。

改革开放的大潮从农村开始发轫，以下放权力和提高适应性为重点的高等教育改革同步展开，高等教育服务乡村的最主要方式是人才供给、职业培训、技术转让和科研合作，行业院校和专科学校是承担任务的主体力量。1987年后，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高等教育服务面向的重心又随之转移。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城乡二元体制的打破并未完全扭转农村相对衰落的趋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矛盾尖锐化呼吁高等教育肩负起更多振兴乡村的责任。

高等教育振兴乡村的历史责任因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三农”问题的凸显而丰富。20世纪90年代末期，高等教育大众化宣告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块堡垒被攻破，高等教育也相应背负起了振兴乡村的责任，农村成为高校服务社会的“第二战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增强服务‘三农’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高等教育发展与乡村振兴需求走向全面融合。

3.高等教育振兴乡村历史责任生成的政策驱动

从政治视角看，高等教育振兴乡村的责任生成与中国共产党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政策创新实践密不可分，是高等教育系统与农村生产生活密切互动的结果，需要从主体与客体、供给与需求的交互视角进行审视。“中央一号文件”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农业政策创新成果。1982—1986年和2004—2022年间，中央连续针对“三农”问题发布“一号文件”。“三农”问题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24份“中央一号文件”以及部分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文本相关内容的分析，发现政策视域中的高等教育振兴乡村责任有两条红线贯穿始终，即人才兴乡和科技兴农。

从历史视角看，中央权威文件和规划中有关高等教育振兴乡村责任表述的变化呈现四个特征：一是责任内容日渐丰富。由相对单一的人才培养与培训、科技创新与转化逐渐拓展到乡村教育、医疗卫生、产学研合作、农村治理、智力服务等各个方面。二是价值指向更加明确。从价值无涉转向更加关注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机会、受教育质量，以人为本和公平优先的理念更加凸显，高等教育在振兴乡村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三是责任主体更加细化。从涉农高校拓展到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高校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四是责任实现方式更加注重协同。重视发挥政策驱动和市场调节两方面的作用，注重知识产权、考核评价、职务评聘等激励政策的配套与集成。

高等教育振兴乡村历史责任的体系构成

高等教育振兴乡村历史责任的具体范畴需要从大学的功能、乡村振兴的需求和政策要求等方面加以审视，其责任体系应由引领发展、供给要素、塑造文化和促进善治等有机构成。

1.引领发展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之初，乡村改革的重点是促进城乡均衡发展，随着赶超发展战略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确立，效率优先和经济理性逐渐成为农村改革的指引。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均以打破土地、人口等要素流动障碍和推进农产品价格市场化为重点，“人”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被长期忽视。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对乡村的裹挟已经带来了肉眼可见的危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应成为乡村振兴的价值航标。大学肩负思想创新和价值批判的使命，应当发挥引领、参与、监督作用，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传播新发展理念，纠正价值偏差，防范市场从社会脱嵌，防止人文主义被经济理性裹挟。

2.供给要素的责任

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格局导致城乡之间的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配置严重失衡，农村优质资源向城市单向集中的趋势难以根本逆转，“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 等现象日益严峻，知识网络的断裂和碎片化使乡村缺少“黏性”。高等教育位于教育体系的顶端，负有人才培养、知识生产、技术创新、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功能，应把为振兴乡村培养人才、提供技术服务和智力支持、推动乡村优秀文化传承创新和创造性转化作为分内之事，从编织和修补知识网络入手，连接人才、技术、信息等高端要素。地方应用型大学除了应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技术、智力支持以外，还应通过师生的社会参与推动高端生产要素之间有机衔接、彼此赋能。

3.塑造文化的责任

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之间耦合关系严密。我国城乡文化建设长期偏离文化的公共属性和教化功能。在经济理性主导下，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囿于城市并指向于经济绩效，新时代的先进文化缺乏进入乡村的动力机制和传输渠道。乡村文化虽然历史悠久，但有自身的封闭性、地域性、单一性，总体上是一种“静态文化”，在城市文化的冲击与嵌入中或迷失自我，或盲目排斥。大学作为“第三方”组织，其文化具有多元性、开放性、创新性等特质，在改变农村文化生态、生产方式及主体和提升农村文化精神境界等方面负有责任。

4.促进善治的责任

农村历来是国家治理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摧枯拉朽般冲击下，乡村日渐衰落，传统村庄治理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乡村农耕利益基础解体，村庄权威客体流失，村庄出现生存危机与历史断裂，乡村治理中的法理型权威需要重建，传统的乡村管理方式需要向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治理主体、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都将发生显著变化。精英流失是制约农村社区治理的关键因素，高校作为一种以承担社会责任为主要合法性基础的知识密集型组织，在嵌入知识权威、培训乡村主体精英、输送知识精英、宣传推广法治、推动知识社区建设和变革治理模式等方面责无旁贷。

高等教育振兴乡村的路径设计

高等教育振兴乡村不只是大学基于自身功能的自为行为，更是一种有着特定目标和价值指引的组织行为。设计可行路径是高等教育振兴乡村从责任走向行动的重要环节。

1.高等教育振兴乡村路径设计的基本原则

　　

匹配性原则。知识的转移与吸收消化必须与产业环境及市场主体的能力相互匹配。乡村振兴对人才、技术等提出了多方面多层次需求，路径设计应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相互匹配，且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高校应各有侧重。例如，研究型大学应在多学科协同创新、原创性技术供给、高能级平台搭建、新产业培育等方面发力。农业院校应在涉农专业人才培养、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农科教合作等方面走在前列。地方应用型大学则应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技术应用推广、知识社区构建和参与乡村治理等方面发力。

共生性原则。高等教育承担振兴乡村的责任既非单向度亦非无边界。高等教育只是社会复杂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且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是教学、科研等大学核心职能的自然延伸。路径设计必须有利于乡村产业发展与高校学科专业建设、乡村生产与高校人才培养、乡村技术需求与高校科学研究、乡村文明建设与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形成耦合关系，促进乡村与高校形成共生发展共同体。

系统性原则。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明确提出，“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显然，乡村振兴是一个“五位一体”的系统性工程和综合性目标。高等教育振兴乡村的历史责任也是一个综合体系，其路径必定是多个层次有机组合的系统性方案。

2.高等教育振兴乡村的路径选择

参与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高校应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和城乡关系的宏观视角，积极参与所在地乡村振兴总体规划设计和政策制定。利用高校的理论优势，宣传新发展理念，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思想引领作用。开展专题研究，通过建言咨政等方式影响地方党委政府的乡村振兴政策设计。发挥高校的智力优势，直接参与乡村振兴政策制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矫正实践偏差，推动乡村振兴沿着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正确方向前进。

建立分层分类的要素供给体系。高等教育对乡村振兴的要素供给主要集中在人才、技术、知识和信息等方面。一是要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布局，加强涉农高校和涉农学科建设，优化专业布局，推进新农科建设，发挥农业院校在人才供给、技术研发与推广中的主力军作用。二是鼓励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跨学科培养复合型创新型农业人才，围绕乡村振兴尤其是农业现代化中的关键技术开展多学科联合攻关，解决“卡脖子”问题。三是发挥地方应用型高校“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域优势，加强面向乡村振兴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搭建面向区域农业农村的信息服务平台，成为区域信息与国际信息网络的重要节点。

推动构建高黏性的知识网络。城市化的“虹吸效应”正在加速乡村“黏性资本”流失，地方应用型大学应在连接城乡知识网络中展现领导力。一是建立乡村振兴学院等产学研合作平台，编织连接乡村和大学的知识网络。设立“飞地校园”，用于涉农专业学生现场教学。推动高端职业技术院校设立工匠学堂，面向农民开展技术技能培训。二是推动知识群体在城乡之间频繁流动。以需求为导向，组建教授、博士、学生小分队，自带干粮蹲点服务。三是在乡村设立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博士教授工作站，推动高知识、高技术群体长期驻村服务，引导青年大学生深入农村开展社会实践或创业。四是加大面向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全科教师和学前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力度，教育引导师范毕业生到农村学校任教。

推进乡村文化保护与开发利用。地方应用型高校作为所在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高地，应发挥强有力的文化辐射作用。一是以项目研究推进优秀文化开发利用，推进古村落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二是推动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推动文化载体与文学、艺术的有机衔接，开发乡村文化衍生品，促进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三是未来农村产业主要依靠农业和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旅游。利用好乡村文化的烟火味，推进乡村文化与乡村旅游、乡村休闲养生等结合，以文育产、以文兴农。四是根据农民的主体性文化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公共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将大学文化和法治精神嵌入乡风文明建设。

参与构建多元共治的乡村治理体系。大学作为知识权威嵌入乡村治理，有利于缓和经济精英和法理型权威之间的紧张关系，增强农村治理的灵性和弹性。一是推动法治宣传下乡，开展党和国家政策及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提高乡村依法治理水平。二是会同司法部门建立农民权益保护与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三是加强乡村治理人才培养培训，选派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和较强群众工作能力的干部赴农村担任党组织负责人，加强乡村党组织建设。四是以结对帮扶为纽带，定期选派专家团队指导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帮助完善议事规则，提炼治理经验。五是把乡村治理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生动的实践基础上推动中国特色治理理论发展。

高等教育振兴乡村的历史责任是历史形成的，应从高等教育的本体功能、振兴乡村的实践需求以及党委政府的政策要求等多个视角理解其生成逻辑。只有全面深入把握教育逻辑与组织逻辑、实践逻辑与市场逻辑、政治逻辑与制度逻辑，才能准确理解高等教育振兴乡村历史责任的具体内涵和体系构成，进而为高等教育参与乡村振兴战略设计科学可行的实践路径。

[本文为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基于地方高校与政府关系的城市共同体研究”（课题编号：2021QN028）、2021年度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21N1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周良奎，单位：台州学院】

原载2023年第1期《中国高等教育》杂志